很多人可能对乌拉圭的外交关系存在误解，1988年2月3日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，在1988年建交前，乌拉圭确实长期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，这背后有复杂的历史、政治和经济动因，下面我们深入分析乌拉圭建交前的“未建交”阶段，以及最终促成建交的关键因素。
冷战格局：阵营思维与外部干预的双重束缚
冷战时期，国际政治被美苏两大阵营分割，拉美作为美国的“传统后院”，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深受美国影响，乌拉圭当时的政治精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，对社会主义中国存在认知偏见，同时美国通过经济援助、军事合作等手段，推动拉美国家与台湾当局维持所谓“邦交”，这成为乌拉圭长期未与中国建交的外部干扰因素。
乌拉圭自身的政治生态也加剧了决策困境：国内政党派系林立，部分政客受台湾当局“金钱外交”和政治游说影响，对与中国建交持保守态度，台湾当局曾通过贸易优惠、援建项目等方式拉拢乌拉圭，试图阻碍其与中国建交的进程。
经济依赖：单一结构下的“欧美路径依赖”
乌拉圭的经济长期依赖农产品出口（牛肉、羊毛、水产品等），冷战时期其主要市场是欧美，由于对欧美市场的“路径依赖”，乌拉圭认为与中国建交的经济收益有限，甚至担心触怒欧美盟友，这种经济结构的单一性，让乌拉圭在外交选择上更倾向于维护传统贸易伙伴的关系，对开拓中国市场的需求被暂时搁置。
直到1980年代，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（如欧盟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），乌拉圭的出口遭遇瓶颈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，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潜力逐渐显现，乌拉圭渴望进入中国市场以缓解经济压力——据当时的调研，中国对牛肉、羊毛的需求正快速增长，与乌拉圭的产业结构高度互补。
建交契机：冷战落幕与全球格局重塑
1980年代末，冷战接近尾声，世界多极化趋势初现，乌拉圭得以跳出意识形态束缚，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：
- 国际大势：冷战结束后，“意识形态外交”逐渐让位于“利益外交”，各国更注重务实合作，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建交进程加速（1985年玻利维亚、1988年乌拉圭等），国际社会对“一个中国”原则的认可度持续提升。
- 中国吸引力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潜力（如对牛肉、羊毛的需求），对乌拉圭形成了强烈吸引力，据统计，1988年建交时，中乌贸易额不足千万美元；而到2022年，双边贸易额已近50亿美元，中国成为乌拉圭第二大贸易伙伴、第一大牛肉出口目的地。
- 内部共识：乌拉圭国内对经济转型的需求日益强烈，“开拓中国市场”成为跨党派的共识，台湾当局的“金钱外交”效果式微，乌拉圭意识到与中国建交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。
建交后的合作：从“破冰”到“战略伙伴”
建交后，中乌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：
- 政治互信：乌拉圭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，双方高层互访频繁，2016年，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，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（如乌拉圭支持中国加入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）。
- 经贸共赢：中国成为乌拉圭牛肉、大豆、羊毛的核心出口市场，2022年，乌拉圭对华牛肉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0%以上，中国市场直接支撑了乌拉圭的农业经济。
- 人文交流：两国在科技、教育、文化领域合作深化，乌拉圭成为首个以“国家馆”形式入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拉美国家，人文纽带持续加强。
外交选择的本质是“利益与大势的平衡”
乌拉圭从“长期未建交”到“建交并深度合作”的历程，揭示了外交决策的底层逻辑：国家利益永远是核心，国际大势终将推动务实合作，冷战的结束打破了阵营束缚，经济需求催生了合作动力，而中国的发展则为乌拉圭提供了历史性机遇，这一过程也证明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最终会回归“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”的轨道——意识形态的偏见、外部势力的干预，终将让位于现实利益的考量。
中乌关系已成为“大小国家平等相待、互利共赢”的典范，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，坚持开放合作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。
（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、乌拉圭牧农渔业部、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等权威渠道，内容经多方验证，确保准确客观。）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。
